对话亚投行连任行长金立群：债务风险虽上升，该投还得投，关键钱要用在刀刃上 -ag8九游会

“当我被推举为首任行长时，我的想法是先要把这五年做好，而不是考虑将来能不能连任。不管第二任行长是不是我，我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五年，把出现的问题交给别人解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我们开发机构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不是要靠别人用做出多少规模来评价我。”

7月29日下午，刚刚成功连任的金立群在亚投行新总部大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他的心愿始终是给由中国倡办的亚投行打下一个扎扎实实的基础。28日，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选举金立群为第二任行长，第二任期将于2021年1月16日开始。

亚投行由中国倡建，总部位于北京，2016年1月16日正式开业。过去四年，亚投行成员已由开业时的57个增至103个，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六大洲，已经为成员提供了近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谈及越来越大的“朋友圈”，金立群说，当前超过100个成员的规模（编者注：21个意向成员国，82个经核准的成员国）已经“不小了”，未来可能还会增加一些，“但我不认为我们会发展到像世界银行那么多的成员国数目。”在他看来，亚投行的意义并不在于成员数的多少，当前的全球代表已经很充分了。

“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这么多国家来了，我们没有给他们做什么。现在我们才涉及24个国家、87个项目，总计196亿美元。”金立群说，“而我们核准的成员总共有80多个，把那些发达国家排除掉，还有非洲、拉美、中亚、中东欧这些区域的国家，要满足他们要求，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的。”

自成立之初起，金立群就一直说，亚投行不是挑战、替代、颠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开行)，而是对它们的补充。“我们实际上想要解决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金立群举例称，亚投行在创建时就并未考虑设置“软贷款”窗口（concession window），因为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已经有了。

金立群指出，设置“软贷款”的多边金融机构在扶贫领域的投入力度较大，而留给基础设施的资金就比较少了。因此，亚投行聚焦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就可以对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投资进行补充。

不过，金立群也说，尽管亚投行不是“软贷款”的窗口，但如果有国家愿意提供软贷款资金，亚投行可以把这部分资金拿来放入长期贷款之中，以减轻借款方的还本付息负担。他透露，2016年，亚投行用中国、英国、韩国等成员提供的资金成立了“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在疫情期间，在“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项下，亚投行利用“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成立了一个3000万美元的特别基金窗口，以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成员提供减息安排，减低付息负担。

谈到未来计划，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正在制定机构战略。他指出，争取到2025年时，亚投行的年度贷款达到1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占比达到50%。同时，在“后疫情”时代，亚投行将尽最大努力调动民营资本的发展。“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要让主权项目担保和非主权项目担保的比例达到50:50。”他坦言，受疫情影响，要实现这目标暂时有点困难。

“过去四年来，我们已经为这个由中国人倡办的国际多边机构建立了公信力，但是要巩固这一种声誉，还是要花力气的，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金立群说，只有在大风大浪之中、面对各种复杂的险情，依然能够让巨船保持前行的方向，这才是一名合格的船长。

要将业务扩大到医疗卫生领域

《21世纪》：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亚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亚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缺口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在接下来的几年，如何提高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意愿？

金立群：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要控制疫情，为此我们采取了超常规手段，拿出130亿美元建立了恢复基金。但是，由于我们不做政策贷款，也不做预算支持，这些需要大量的宏观经济学家，于是我们跟董事会商量以后决定，凡是这一类项目，就跟世界银行、亚开行联合融资，利用他们的技术力量，而我们自己培养力量做卫生方面的项目，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我们的员工很努力，学得很快，请了一些外面的专家，包括在中国的两个项目，都是我们中国籍的员工做的。他们不是搞这个的，学得很快，做得很好。将来，一旦疫情被控制住，我们就要回到正轨的业务。政策性贷款的不会做了，但我们会扩大到医疗卫生领域，我也称它为“社会基础设施”，或者叫“软件的基础设施”。但在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也是要保证适当的比例，主要还是会集中在交通、能源、供水、城市发展等方面，也就是“硬件的基础设施”。

新冠肺炎疫情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措施，使有些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又要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来维持经济。特别是，有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旅游资源，游客没有之后，旅游业、服务业、餐饮业、酒店业、娱乐业遭受重创。在这些行业中，企业的流动资金不够了，但工资要发，房租要付，因此，很多政府都拿出了临时的应对措施。今后，应当要更多地调动民营资本，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推动民营资本的发展。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要让主权项目担保和非主权项目担保的比例达到50:50。但现在，实话实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要实现这个指标可能暂时有点困难，因为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现在都停工了，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想做的是尽快应对局势，比如，我们现在通过远程工作的方式，尽量继续推动项目的准备工作，继续跟踪已在执行中的项目进展。我们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业务规模。在疫情结束以后，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弥补损失的时间。今后，在调动民营资本方面，我们要花相当大的力气。

债务风险虽上升，但该贷的还要贷

《21世纪》：在全球债务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激增的背景下，未来是否会更加谨慎地评估项目的经济性？在风险管控方面，亚投行将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是否会适当降低当前的盈利预期向成员让利？

金立群：第一，我们还是要加大力度，尽量减少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我们要通过保持最高的信用等级、做好资本投资、做好贷款的质量，从而增加我们的收益，这是我们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我们也要注意这一个平衡：一方面要向借款国尽可能提供本比较低的资金贷款，同时要增加我们的收入，因为你不增加收入，你就没有能力来这么做。另外，收入如果上不去，评级公司对你的展望感到悲观，直接影响到你将来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能力。

第二，债务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些国家举债，而是没有把借来的钱用好。我记得我在1980年代刚开始参与工作时，国内对于我们从世界银行借钱有争论。有人说：“借洋钱修路、修港口、修码头，将来怎么还？把洋钱拿来，钱就往地上放，你怎么弄？”当时有些人认为，借来的钱只有修酒店，让外国人来你付外汇券，你才可以还钱的。但中国怎么样？中国借钱搞了基础设施，大概到1990年代中期，经济就起来了，因为物流效率提高了，外资就愿意到你这里来投资了。因此，中国并没有因为借钱而陷入债务危机，因为我们借钱是来投资的，不是来维持高消费的。

有些国家之所以发生债务问题，是因为在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没有做得很好。亚投行有责任在给它们提供资金时保证资金能够提高它们将来的创汇创收的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能力。这笔钱投下去不仅不会增加债务负担，反而能够减轻他的债务负担，把它的gdp的基数搞大了以后，债务的比例自然就降下去了。国际投资者如果对它们的前景看好，就会有资金流入这些国家。因此，我们的意见就是，尽管有债务危机，该投资的还是应该投，应该借的还是要借，问题是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

已准备好提供13种当地货币融资

《21世纪》：imf近期在一份研究报告说，美元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很可能会放大“新冠危机”的影响。你如何看待美元主导地位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你去年提到，将提供包括5种新兴市场货币的本币融资方案。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

金立群：我昨天（7月28日）在作理事会的工作报告时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可以提供13种当地货币的融资，但不是说现在已经提供了13种，而是从财务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比如，向中国提供的24.8亿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资金，用于北京和重庆两个城市，这是我们通过发熊猫债提供的。但人民币是国际货币一揽子中的一个，所以它跟一般的当地货币还是有点不一样。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成员提出了本币融资的需求，俄罗斯已经获得了我们发放的卢布贷款。我们可以提供13种货币是因为我们适应借款国的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主要货币之一的地位是不会变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国际上使用的广泛性会越来越高，欧元等其他货币会有一个很正常的发展趋势。

《21世纪》：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亚投行应致力于服务所有成员的发展需求，对于那些特别困难的，但遭受美国制裁的那些国家，比如说伊朗，亚投行可能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吗？

金立群：第一，从我们的章程来讲，我们不接受除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制裁以外的任何国家的制裁，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如果我们不接受单个国家的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制裁，我们对某些国家提供了或者某些国家中的某个企业或机构提供了资金，会影响到我们银行的正常工作，从而影响我们在其他的国家的投资，那么我们就得谨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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