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4日，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0.75%至1%之间，以应对40年来创纪录的通货膨胀。这是美联储自2000年5月以来加息幅度首次达到50个基点。虽然加了息，但美国股市不降反升、应声而涨。据说是因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排除了未来一次性加息幅度进一步放大到75个基点的选项。而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fedwatch 工具，目前的预期是6月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议息会议上将再次加息75个基点，现在鲍威尔暗示“今后两次议息会议加息规模仍将为50个基点，但没有积极考虑一次加息75个基点”，这被市场解读为一种利好。但是好景不长，次日美股三大指数即大幅收跌，纳指跌4.99%，为2020年6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跌3.56%，道指跌超千点，跌幅3.12%。互联网零售概念股、大型科技股、热门中概股集体重挫。似乎市场终于反应过来，利率不是谁想定、想定就能定，其背后是社会的增长机会和盈利能力，缺乏后者的支撑而加息可能只会加速经济的死亡或走向滞胀。
2021年12月中旬fomc宣布加快taper，所有委员均预计美联储将在2022年开始加息且多数认为会至少加息3次，美联储准备将政策转向应对通胀之时，笔者就曾提出，“如果通胀压力源自国内劳动力退出等因素所致的产出不足，只靠加息是难以解决的，反倒可能走向滞胀——进一步抑制国内的增长并引来国际资本回流而推高价格”。这可能是较早公开提示滞胀风险的一则评论。当时，俄乌冲突尚未发生，亚洲供应链因疫情因素而中断的风险也尚未显现。不过这些后来发生的冲击只是强加或加速了当时已经出现的苗头性趋势而已。固然，美国的失业率仍处于3.6%的低位，这也是美联储敢于加息的理由。但是根据劳工部的数据，美国在 2022 年前三个月增加了170 万个工作岗位，3月份有1150万个空缺职位，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个失业美国人大约有两个空缺职位，说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并未缓解甚至更趋严重。如前所述，缺乏劳动力支撑的生产和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此时的加息可能只会进一步削弱增长的动力。
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长期来看，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面对的是一个增长日渐低落的世界经济。从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看，世界经济正在由“生聚结构”转向“耗散结构”。
在生聚结构中，经济主体的基本特征是倾向于生产性聚集，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微观经济主体拥有较多投资获利的机会且愿意将之付诸实践，而较高的储蓄率也支持储蓄转化为充足的投资，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足以将市场利率支撑在一定水平之上且能够保证债务规模在可持续水平上积累，消费者面临的通胀威胁较小，价格水平相对平稳，由此带来稳定的经济环境预期。
耗散结构与此相反，其中的经济主体基本特征是倾向于消耗性散离，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乃至负增长状态，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投资机会甚至面临严重的持续损失，因此不愿意储蓄和投资，市场利率长期维持接近于零的低水平甚至保持名义负利率，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更差，所以借出方宁愿承担相对较高的负利率水平以免未来负得更多以致损失更大，通货膨胀威胁上升，哪怕名义利率为正，在通胀侵蚀下实际利率仍然为负，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对经济环境缺乏稳定预期。
扣除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可以用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来反映世界的经济增长能力。1961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1年到1982年的趋势性下行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1960年代前五年均值的3.4%左右，波动下降至1982年的-1.4%。这一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为2.3%。第二个阶段是从1982年至2006年的趋势性上升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波谷攀升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3.2%的波峰。这一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为1.8%。第三个阶段是从2007年至今的趋势性下行阶段，在此阶段出现了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大冲击，造成了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的两次大幅下降，分别是2009年的负增长2.5%和2020年的负增长4.3%。
俄乌冲突可能进一步中断第二次大幅下跌后的恢复进程。在此阶段，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仅为1.2%。三个阶段的全球人均gdp增长率均值呈现节节下降的特征，在2020年出现了60年中最大的负增长。如果找不到提升劳动力效率或技术效率的新的增长点，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释放“得自贸易的利益”，不排除未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乃至陷入持续整体负增长的可能。
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当然不会考虑美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如何而决策，但长期来看，他们根本无法脱离美国之外的世界经济而正确决策。提升劳动力效率或技术效率，需要美国放开stem等领域对别国企业、机构、科学家的限制，需要无条件取消特朗普政府祭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让其他国家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商品源源不断供应市场。当然，这些都不是美联储职权所能触达之处了。美联储能做的，可能就是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生产率或效率的提升及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开展，创造一个稳定一些的货币政策环境了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