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家施政的方针和导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增加居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23821元增长到2020年的32189元，突破3万元大关。扣除价格因素后，2011年至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10年累计实际增长100.8%，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如期实现。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除了要关注收入增长，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收入差距。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14个同时满足“gdp超过万亿，常住人口超过千万”条件的城市，梳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情况。作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人口集聚力最高的城市，它们的居民收入构成有何特点？哪些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有着相对更好的共同富裕基础？
这14座“双万”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和长沙。
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和武汉仅分别披露了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故结合两地的城镇化率情况进行了计算，得出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与官方数据或有一定偏差。此外，2004年，深圳市的宝安、龙岗两区18个镇将全面撤销镇的建制，建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深圳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故而居民收入并未分开披露。
（2020年14座“双万”城市居民收入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各地统计局）
上北深广苏杭跨过6万元大关
2020年，上海是唯一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的城市，北京离7万大关仅有一步之遥，深圳、广州、苏州和杭州也均超过了6万元。
长沙是“5万档”唯一的选手，青岛、武汉、天津和成都处于4万元到5万元的区间内，郑州、西安和重庆则在3万元到4万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14座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武汉居民收入出现了下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62元，比上年下降2.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57元，下降2.9%。但今年武汉的居民收入在加速恢复，前三季度达到了40559元，已经超过了青岛同期水平。
重庆的居民收入在14座城市中排最末，仅相当于杭州的约一半，并且低于全国同期32189元的水平。
整体来看，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排序与gdp排序并不吻合，甚至有的相差甚远。
事实上，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均产出创造水平，后者则衡量的是居民财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越高，相对应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员收入水平也会更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对于头部城市而言，提高居民收入最主要的途径在于，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创造大量优质的就业岗位，进而形成吸引人才、进一步支撑和促进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此外，按照来源来分，可支配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项。不同城市间的经营净收入往往差距较大。
以长沙、青岛为例，尽管2020年其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29373元、28082元，并不算突出，但经营净收入分别高达8277元、8816元，大约相当于北京同期812元的10倍有余，也大幅高于公布了该项数据的苏州、成都、西安等地的水平。
2020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在外就餐和服务消费有所减少，一些地方经营净收入出现负增长，但长沙、青岛的经营净收入均保持了正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藏富于民，并且在当前的形势下，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确保居民收入提升的强有力保障。
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另一重因素。以西安和重庆对照来看，西安的城镇居民收入更高，重庆的农村居民收入更高，但由于西安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高，2020年达到了79.2%，比同期重庆的69.5%高出了接近10个百分点，这也使得西安整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庆高出了近5000元。
直观来看，提升城镇化水平，让更多人在城镇就业、创业，能有效拉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重庆而言，仍有较大的城镇化提升空间。重庆“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73%。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既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进而扩大消费，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扩大，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长沙、郑州、杭州城乡收入倍差小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发受到关注。
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多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造成收入分配的城乡不平等，导致庞大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在农村，这将是未来推进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最大的困难点。
在“双万”城市中，杭州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达到38700元。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复“为什么要选取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问题时就指出，浙江一是富裕程度较高，二是发展均衡性较好，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较为浓烈，同时，浙江在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富民惠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乡镇经济，而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杭州，尤其是近些年新经济业态、电子商务的东风，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的个体从业者及商贸型企业，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进一步提升。杭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常住居民的经营净收入为5849元，农村常住居民则达到了9067元。
今年10月，杭州专门发布《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提出，到2025年，杭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万元。
如果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来看，杭州并非表现最优，长沙和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分别为1.67和1.73，其次才是杭州的1.77。其中，长沙尽管居民整体收入排在第7，但农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与上海不相上下，超过了广州、北京等地。
长沙统计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业园区落户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发展；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发展都市农业提供了便利；城乡统筹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对接，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效显著，城乡居民养老、医保统筹一体化和大病保险全覆盖等。
去年，长沙发布《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据长沙本地媒体今年3月报道，全市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应建尽建，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已进行股改和股权量化，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521个“薄弱村”中已有41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提标任务。
相比之下，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或许并不值得过度推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郑州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仅为42887元，在“双万”城市中仅高于重庆。对于郑州而言，未来仍需大力重视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要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也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城镇居民有着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有必要加快深化农村改革，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尤其是推进以土地为重点的改革向纵深推进，探索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最后，要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